老北京的玉雕（二）

睛晶亮

（接上文）
1931年端午节，潘秉衡在剘宝斋学徒契约满期。他不堪受资本家的长期剥削，寻思自立门户，于是邀集师兄弟张文起、王朝凤等，在前门外西湖营开设一个小作坊，字号叫“恒兴永”，承做玉商穆祥振、铁永权以及沙、程等姓的加工活。这时潘秉衡做的已全部是高级玉石，如碧玉《薄胎腰圆方楞四腿炉》、《薄胎花瓶》，青玉《烟盒》，以至巧色白玉《梅花鹿》等。当时潘的“薄胎器皿”技艺开始成熟，作品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很高，外商争购，资本家大发其财，而恒兴永所得的加工费却寥寥无儿。即便如此，潘等因本钱少，无法进料，只是由于活计多，小作坊还是延续下来了。
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市场萧条，恒兴永也收摊了。
1938年，玉商铁广权、铁永权兄弟又邀请潘秉衡到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品珍斋”，担负全店的技术指导和设计工作，还给大玉商铁宝亭做来料加工。来料中不少“美玉良材”，使潘在大饱眼福之余，也提高了“相玉”水平。品珍斋的买卖很是兴隆。这时潘已开始研究“压金银丝嵌宝”技艺，以及用“钻剥”技艺在玉石器皿上落款。同时研究明代著名艺人陆子冈琢玉技艺风格。正是这样，品珍斋借潘的优秀技艺就更有声誉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市场萧条，奢侈品玉器更是无人问津。1941年3月，品珍斋也像其他一些店家一样，在潦倒中关闭了。这时潘只得在家里支起一张水凳，磨点小零碎活，跑跑玉器的晓市、夜市以及崇文门外青山居等处，换个零钱，买点“共和面”，勉强度日。
这样熬过了二年多，后来连干活用的砂子也没有了，弄得家徒四壁，告贷无门，简直活不下去了。恰在这时，能挣点钱的二弟潘秉度又被日本鬼子抓到张家口去做劳工。北京实在没法呆了。潘让妻子去给人当保姆，自己拖儿带女，回老家种地。没有盘缠，就一路走一路乞食，回到固安西塘杨村。
潘秉衡回到老家后，在他叔叔的帮助下，种了约一年的地。但他毕竟是个手艺人，总想着干自已的行业。1944年初，他妻子把当保姆攒下的几个钱寄回老家，让他在老家度日。他左思右想，还是回到了北京。这时，他在德胜门北河沿赁了半间破房，支起了原先那张破凳，又上穆祥振的门，告求点活做。虽然有数的几个加工费，但这时玉器又有点销路了，总算能对付活下来。
虽然过的是三餐喝稀粥的日子，但潘有了玉磨，就如鱼得水。有人说，潘“视玉若命”，一点不错。这时潘竟然成功地做出了青玉《压银丝嵌宝执壶》、白玉《群仙祝寿薄胎立盘》等。这些作品在当时是誉满京城的玉坛珍品。同时，他还开始研究试作一些立体圆琢神佛和古典仕女。
次年，玉器行业的活稍多点了，潘秉衡经人推荐，到崇文门外喜鹊胡同“魁盛德”作坊，掌管技艺指导工作，大约在这里呆了三个多月。后来崇文门外下三条的“井升发”，又来邀请潘秉衡去管技术掌作。这儿有他的几位师兄弟在，所以就转到井升发来了。从1945年4月起，潘秉衡在井升发一直呆到解放。
这三年多的时间，正是潘精力旺盛时期，除继续搞器皿创作外，他还致力于传统仕女人物和神佛的研究。尤其是立体圆琢，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创作题材，亦绽新芽，从而在同行中树立了威信，号称“北玉四怪之首”（北玉四怪是潘秉衡、何荣、刘德盈、王树森)。这时潘的创作有：翡翠《红叶题诗》，白玉《晴雯撕扇》、《观音》、《罗汉》、《渔家女》等。此外器皿也有不少新作，如碧玉《吉庆如意》洗子、《二甲穿胪》洗子，翡翠《杏燕争春，荷兰争芳》花卉瓶，白玉《海棠阴勾龙凤呈祥》粉盒等，这些结合实用的装饰陈设品，在当时甚为新奇，为人瞩目。因此，这一段时期，是潘琢玉技艺全面发展并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
解放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玉器也和其它特种工艺品一样，销路一时闭塞，到1950年才逐渐复苏。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潘秉衡举家返回固安农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潘做了农会的文书和民校的教师。他家分到了八亩地、五间房。他对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现了由衷的热爱和敬意。他暗自发誓要努力为党为新中国的建设勤奋工作。
1950年麦收后，潘秉衡被留在城里的师兄弟邀约，回到北京。起初他有些舍不得农村，但毕竟觉得耍手艺磨玉是自己的行当，这时岂只是驾轻就熟，而且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同时他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份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的事业，一定要使它兴旺发达起来。所以他毅然就道。
回京以后，潘秉衡和几个师兄弟一起，由业主王泽江出本钱，在崇文门外下四条为当时的私商做点加工活。王某剥削有术，待人苛刻，因之，大约八个月后，潘和几个哥儿们相继愤而退出，自己单干。这时特艺市场渐见活跃。潘在搞玉器之余，还搞牙雕仕女的划活设计，销路还过得去。1953年，北京市公私合营特种工艺品出口公司成立，潘欣然参加做加工活。当时公司发给他珊瑚、松石原料，做些人物和小器皿等商品，主要是销往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很受欢迎。
1954年上半年，北京市贯彻“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大力组织各手工业专业的生产合作社，动员各行各业的老艺人归队。就在这时，北京市手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自到潘秉衡家看望他，鼓励他走合作化道路。潘感谢政府的关怀，欣然应命，于1954年12月1日参加了北京市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光荣地成为集体中的一员。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安排潘负责全社的技艺指导工作和搞设计创作。
1955年春，在中共北京市委批准的北京手工业第一批老艺人名单中，潘秉衡荣获了“老艺人”的光荣称号。一直到1956年底，他都在第一玉器社工作。此时，他生气勃勃、夙夜匪懈地指导一般玉器的生产，同时努力进行创作。碧玉《待月西厢》、《孔雀屏》，翡翠《三秋瓶》，青铜料《压金丝如意》洗子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尤其是入社不久，潘秉衡就主动选择了几位优秀社员，公开传授“压金银丝嵌宝”技艺，使这一传统优秀技艺能长流永存，发扬光大。
1957年初，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潘被聘为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并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59年参加北京市文联为会员；1963年北京市美协筹委会成立，被聘为筹委会委员。
潘秉衡还曾是北京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委员，北京市崇文区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7年秋，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全国手工业艺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潘被选为北京市正式代表参加大会。
1958年春，潘应邀赴沈阳和锦州指导当地兴建玉器厂，受到辽宁省领导同志的欢迎。1959年南下广州，与南方玉器手工艺人进行技艺交流，特别是在广州佛山与石湾陶雕艺人刘传的再次会晤和交流创作心得，一时传为佳话。
1962年春节，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潘秉衡琢玉艺术展览，展出作品共56件，历史作品图片30幅，潘亲手绘制的琢玉设计画稿100幅。同时有艺徒在场表演琢玉技艺。展览会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许。这种为手工艺人举办的个人专题展览，是历史上的首创。因之，它为长久以来被贬低为“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特种手工艺正了名，从而鼓舞了全行业艺人和设计人员的斗志，为发扬北京特种工艺美术的不同风格流派做了奠基工作。
1962年夏，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组成赴山西文物考察团，潘为团的领导成员，带病坚持工作。考察团先后到太原、平遥、晋祠、文水、大同市、云岗等地考察学习一个多月，使他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我国优秀雕塑艺术传统，丰富了他晚年的人物、神佛创作。
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共同编辑出版了《潘秉衡琢玉画》二册，一册内容是古典仕女人物形象题材，一册为传统神佛、罗汉形象题材，共有123幅画。这些画稿大部分是潘曾经创作的作品回忆，一部分是当时新的创作。这两本画册的出版，为手工艺人著书立说、出版自己的者作，开了先例。
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约12年的期间，是潘秉衡琢玉艺术全面成熟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佳作累累。除前述在合作社创作的以外，尚有：珊瑚《六臂佛锁蛟龙》，翡翠《象罍》，碧玺《壮志凌云》洗子，孔雀石《花插》，玛瑙《巧色蚌佛》，珊瑚《献璧佛》、《龙凤壶》，孔雀石《龙钵》等等。
潘日以继夜地思索、创作和制作，积劳成疾。1962年秋后卧床休息，继而病重，经党和政府大力抢救，住院疗养约三年，渐渐痊愈。1966年6月前已能到研究所半日工作。但是那场轰轰烈烈地运动也把他卷入，受到冲击和迫害，因之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于1970年8月愤然逝世。
（未完待续）

沈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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