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系列（第8期）：夏商周时期(青铜时代）——周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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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前面分三期介绍了商代的后母戊鼎、子龙鼎、四羊方尊等国宝级青铜器，今天开始进入周朝。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华夏族奴隶制王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其中东周以“三家分晋”为节点，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周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青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青铜器上记录相关史迹的重要铭文（如武王时期的利簋确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为印证和了解周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周朝

　　周朝是 中国 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华夏族奴隶制王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周朝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殷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今 陕西 西安 ），营建洛邑（今 河南 洛阳 ）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其后周穆王又筑宫 南郑 ， 其后周懿王又迁都犬丘（今 陕西 咸阳 ）。公元前771年镐京陷落，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成周（今 河南 洛阳 ），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史书又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其 中东 周以“三家分晋”为节点，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周朝实行分封制度，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诸侯听命纳贡。除纳贡外，诸侯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
　　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春秋时期，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了魏惠王、齐威王曾有作秀式的朝周之举外，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
　　西周是 中国 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青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
　　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卣广泛流行，成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稳定。纹饰仍尚繁缛，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到本期中后段，鼎、尊、卣、方彝、簋等的器腹呈下垂鼓出的特征，即所谓垂腹式。常见兵器基本保持商代传统，但钺已少见，戈多为短胡，并发展了浑铸的戟。短剑是本期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器种。此外，还有刀、戈和矛浑铸一体的复合异形兵器。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铜器和周代早期铜器的重要标志。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字体多有明显的波磔。
　　西周铸铭多具系年记事性质,成为编年分期研究西周青铜器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又多可与古文献相互印证，字体则直接构成古文字研究的依据，故西周铭文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较商代相比字数上有了明显的增加，由之前商代最多的四十几字，增加到几百字的长篇铭文。其中以毛公鼎的497~499字（由于释读不同而导致的）为最多。其内容上包括：族徽、用器者、做器者、重要的事件、祖先的功绩、买卖交易情况、周王的告诫等等。书体上也从早期较为松散自由，到中后期严谨的“玉箸体”。对于了解 中国 早期历史有重要意义，也对研究早期书法艺术有很大价值，并且对古代文学研究也有一定帮助。
　　有 关西 周史迹的重要铭文，如武王时期的利簋确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日期；成王时期的何尊留下了武、成两代周王营建东都 洛阳 的原始记录；小臣单觯、方鼎有关于周公平三叔叛乱的资料；令簋、过伯簋等记载了昭王南征伐荆楚的事迹。其他如反映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再现宣王“中兴”的毛公鼎、兮甲盘，反映西周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有天亡簋、德方鼎和刺鼎等，涉及西周分封的有司徒簋、宜侯簋，涉及当时礼仪的有静簋，遹簋、长甶盉、令鼎等，涉及西周土地形态的有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大簋、格伯簋、散氏盘等，曶鼎、攸从鼎等则保留了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另有大量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王朝与东夷、淮夷、鬼方、荆楚等战事，如小臣速簋、班簋、小盂鼎令簋、敔簋、师簋、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另外还有概述西周前期史事的墙盘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征信古史或补苴古书缺佚，具有极高的价值。
　　西周铭文的格式也独具特征，早期虽无规范统一的格式，但已明显比商代繁详，且有创制，如册命性质的铭文已经出现。穆王以后，册命记录增多，并渐成定式，一直流行到西周晚期，典型的册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右者、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其中册命辞记述受封受赐的缘由和内容，成为了解西周封赏礼仪、官制和舆服等级制度的重要资料。
　　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 中国 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利簋（guǐ）







　　在西周的现存文物中，单纯从历史价值来看，利簋是最重要的文物，没有之一。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 陕西 临潼 县零口镇，收藏于 中国 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禁止出境展出的首批64件珍贵文物之一。
　　簋是流行于 中国 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皿，刚开始是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后来随着祭祀的需要，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更是重要的礼器。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
　　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利簋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不仅体现出西周早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它也是目前 中国 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造型，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 中国 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利簋因为作器者名“利”，所以叫得簋。“利”跟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铭文内容与 中国 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价值、意义无可比拟。
　　在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与商朝灭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结论，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112年，这给商周断代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
利簋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铭文字体扁长，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铭文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 中国 古代的官职，在 中国 商周时期, 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据《史记》记载“甲子日，纣兵败”。那么，难道周武王真的就是于甲子那天在牧野大败商纣王的吗？
　　关于这个疑问，利簋中的铭文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铭文中讲到：“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意思是说：周武王征伐商朝时，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现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战胜纣王并占有了他的国土 和政 权。
　　木星，古人习惯称其为“岁星”，与它有关的天象，一向被认为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天体到达正南方天空，被称为上中天。 中国 古代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常会有天象观测的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的解释被保存下来。
　　在利簋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也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
　　而它也是牧野之战这场著名战役的唯一见证。
　　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是迄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
　　青铜利簋见证了 中国 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是 中国 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 中国 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大盂鼎














　　清朝末年， 陕西 省 宝鸡 市周原遗址附近先后出土了三尊西周时期的稀世青铜器：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被称为晚清“海内三宝”。其中，毛公鼎现在收藏于 台北 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大克鼎现收藏于 上海 博物馆，是 上海 博物馆建筑造型的设计源泉；大盂鼎则收藏在 中国 国家博物馆。大盂鼎和大克鼎都是首批禁止出境(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稀世文物。
　　大盂鼎高10 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它的造型特征为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沿内缘呈斜面，外缘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足部上端也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出现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为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大盂鼎就是这类鼎的代表作。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弥足珍贵。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其铭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铭文记录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作为青铜重器的大盂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也给它带来了无数曲折的故事。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离辗转，风波不断。
　　清朝同治七年，即1867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 苏州 ，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苏州 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潘氏全家避难到 上海 后，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1949年10月，新 中国 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只无价的宝鼎。1951年，潘达于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 上海 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 上海 来到 北京 ，入藏 中国 国家博物馆。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 上海 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