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碑兰亭序与岳池兰亭石刻

史密斯老彭

      92年四川美术出版的《晋碑王羲之书兰亭序》拓本与2008年发现的四川岳池《兰亭序》石刻，为相同版本，与《同州兰亭序》互为印证，共同展现了右军《大字兰亭序》之“字势雄逸、龙跳天门”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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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碑王羲之书兰亭序》

       1992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晋碑王羲之书兰亭序》拓本；为国内首次现世出版《晋碑兰亭序》拓本，前有张爱萍将军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的致辞，茜子和燕山先生写的序言，笔者也有一份原石拓本，可惜只余半部，与四川美术出版的《晋碑兰亭序》相比较，可定为同一原石所拓，目前大陆仅见此拓；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晋碑王羲之书兰亭序》拓本

     2008年四川岳池在清泉山石壁发现兰亭序残石，碑长4.4米，高1.3米，据载曾有宋徽、钦二宗印记，字间结构尚未改动、且一些字写法相异应该非折叔宝所刻《同州兰亭序》，观其图片与晋碑拓布局一致，可惜字迹大多残损；清道光版《岳池县志》记载：“传王羲之曾寓岳池，灵泉山石壁间有遗笔，今无存。” 清光绪年间刊印的《续增岳池县县志·古迹金石》记载：“治北二十里灵泉山石壁间有王羲之兰亭碑。”


     观其字体局位行间初步确认此两版均未改动过布局尺幅，保持其原墨本尺幅，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载右军“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进行装裱成轴，《大字兰亭序》尺幅也符合这个尺度为轴。可惜上述拓本及残石均已字迹模糊，只能辩其大概。又据查同治年间岳池训导毛徙南题有《王羲之兰亭序》碑跋文，其理解原墨稿跋文虽多有错漏，但据其描述原墨本有宋徽、钦二宗钤印，初为北宋皇室库藏，至宋末与元战乱期间为藏家所获墨本刻为竹木刻本(皆因对“若合符节”的不同理解)，后折叔宝所得，而移刻于岳池灵泉山；
     查史料，毛徙南所述有部分属实，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舍屠戮政策以招降政策拿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钓鱼城下攻势受阻后病殁钓鱼城。而合州与岳池相距仅百里余,至钓鱼城守将王立献城降元时1279年，西蜀之战二十余年才终；
     又查得事时忽必烈与南宋丞相贾似道于鄂州之战闻蒙哥亡欲回兵蒙古，贾似道乘机与忽必烈私签和约，忽必烈从金人库中拨出宣和库藏之字画古玩三车送与贾似道，可见蒙哥为方便招降南宋官员，随军携带金人所得北宋宣和库藏，而蒙军征战四川所携之部分库藏有宋徽宗搜集《大字兰亭序》的相关遗本(墨本、临本、拓本等)，这可能为国内所见《大字兰亭序》相关遗迹多与四川有关的原因（岳池石刻、同州碑刻原本、台湾藏晋碑拓本、地方志录等）；而毛徙南题跋言岳池碑刻为折叔宝所刻的解读，实为谬误。



笔者所藏拓本（左）与四川美术出版的《晋碑兰亭序》（右）

     笔者所藏《晋碑兰亭序》拓本与四川美术出版的比较为同一原石拓本,此版拓本，字迹已模糊，石花明显，字口不清晰，观其字体局位行间初步确认此版均未改动过布局尺幅，保持其原墨本尺幅，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⑧载右军“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进行装裱成轴，以唐尺30.7cm的标准，一丈二近3.7米，《大字兰亭序》内框尺幅长度不到3.2米，也符合这个尺度为轴。
笔者推测一：
岳池刻石可能为流失在四川的原本所刻，而李煜摹本因赠陶谷被折叔宝得之于“西蜀”，才有了至元辛未(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碑刻《同州兰亭序》及其拓本传世，其距蒙哥战于四川前后不足十余年，且折叔宝为折氏陕北系族人，此系折家人为元朝臣民，因折家曾十世为将，骁勇善战，元人常年征战于西蜀，折家将也随军作战而有机会“得之于西蜀”；
     岳池刻石时间可能会晚于元宋西蜀之战，战乱之时四处顾命逃难何以有人于山上刻石？一定是1279年王立献城降元后，战时平息，而王立以投西川行枢密院降元，得李德辉及安西王忙哥刺(忽必烈三子)出面力保，《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东川行院遂言，立久抗王师，尝指斥宪宗，宜杀之。枢密院以其事闻，而降臣李谅亦讼立前杀其妻子，有其财物，遂诏杀立，籍其家赀偿谅。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来上，且言东川院臣愤李德辉受降之故，诬奏诛立。枢密院臣亦以前奏为非。帝怒曰：“卿视人命若戏耶！前遣使计杀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杀人，其归待罪。”斥出之。会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杀立。即召立入觐，命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可知王立入元朝为官“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而其献城降元于安西王忙哥麾下，笔者猜测王立可能也如贾似道般受赏宣和库藏，其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事期间也有时间将兰亭序石刻于山崖，当然四川战事期间降于元的宋臣也有不少，如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大获山守将杨大渊、杨文安叔侄、苦竹隘守将南永忠、均州总管孙嗣、云顶山守将姚世安、龙州守将王德新、运山守将张大悦、达州守将鲜汝忠、成都都统田世显等数十人，皆有可能因降元受赏，因西川战事为元朝之重，所以宣和库藏流传于西蜀的机会是很大的。        
   燕山先生于《晋碑王羲之兰亭序考》中所述“藏者先祖辛得此拓，以为家传之宝。民国年间，军阀混战，举家外徙时携走此拓及虞世南真迹等绝世珍品，包括唐代蜀锦、五代及宋名人字画、古玉雕大摆件、殷周青铜器、三国兵器等，从不轻易示人”；可见此藏家祖上所获至丰，并有唐、五代及时止于宋的名人等书画，上述物品之品类看极大可能源于宣和库藏，宋徽宗除爱书画外尤嗜好古玉与青铜器，《宣和博古图》中记录宋徽宗藏青铜器计800余件，且当时铭刻玉器之风盛行，而今宣和玉器遍藏世界各大博物馆；蜀锦于唐宋为严控贡品，除朝贡外邦礼品之用，皆入皇家御用，当今宋徽宗传世圣旨和字画装裱多用蜀锦装饰；可见台湾《晋碑拓本》藏家祖上所得极可能为宣和之物，与笔者所推测“元军攻战四川”携带宣和库藏有关；此碑拓本祖本无法考证是否为晋碑，旧志称羲之墓在古剡（即今嵊县之金庭）。据《历代盗墓记》载：王墓在晋代即被掘，但曾出土有7块墓碑。燕山先生称："羲之殁，其子献之遵父愿，勒石殉于墓府。晋末，王墓为夏赫氏所掘，仅有少数拓本遗世，原碑不知下落。"不知此拓本是否有关，观此拓本，其只有序文，且“右军王羲之书”署名无印；可知与本帖不为同本，但此拓传世应该也有渊源，据载智果曾向随帝杨广借兰亭序以拓石而未还，起码这个兰亭序在隋朝有上石记录； 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图书碑帖》记载李煜曾将南唐秘府所藏书法作品勒碑刻石，取名“升元帖”，《大字兰亭序》亦在其中，所以民间及海外依然有零星《大字兰亭序》拓本翻拓传世；
       燕山先生在此拓本出版五年后，再《兰亭序之我见》中叙述“笔者与《现代作家》杂志故交茜子老编辑合写过一文。是受陈立夫老先生以“孔孟研究会”名义为此拓在大陆影印题词及张爱萍老将军再题词的影响，而鼓起勇气涉足书坛的一次尝试，出版已快5年，海内外发行，迄今无一人匡逮。因此，再予以补遗，与大雅宏达商榷。”，可见此拓本出版时也得到陈立夫先生和张爱萍将军的推崇，川藉作家茜子先生和燕山先生一起为此拓谱序；燕山先生另有其观点为“毁纸本而勒石”,所以原本已不复存在；
笔者推测二：
     王羲之远在会稽，却对四川极度向往，在王羲之著名的《十七帖》中，合计收录王羲之写给友人的书信不足三十件，其中超过二十件是写给同一个人的信件，包括《成都城池帖》、《蜀都帖》、《远宦帖》，而这个人就是王羲之的好友——益州刺史周抚。书写的时间是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年（347-361）之间，历时14年之久，由此可见，周抚确实算得上王羲之的好朋友了。
     而周家几代在四川执政多年，周抚至玄孙周兴出了多位益州刺史，王羲之也有可能赠书得意之作《兰亭序》与周抚，而久居四川的周家人将其刻于岳池灵泉山上，今日所见之晋碑拓本也许均来自灵泉山刻石，以此谓之《晋碑兰亭序》，也是合乎道理；
再谈谈晋碑兰亭序的碑刻与原作的失真问题：
1:在碑刻时刻工的镌刻水平绝对影响作品风格的还原程度，在魏晋时期的镌刻水平还不发达，尤其是对大于5cm的行草楷体，属于大字，本身唐之前用到这麽大的行草字刻碑就不多，与刻魏隶魏楷体不同，刻工镌刻草书机会和经验都不多，所以肯定存在较大的笔意和笔法的失真；
2：镌刻时的手法会影响碑刻在几百年甚至千年后，经过风化磨损，字形早已变化很大，在当时镌刻时的刀法也没有唐宋之后的认知，今天我们常见到的刻碑刀法如图：


    如刻碑人采用属于直凿式，刀口极易残损，但随着时间磨损，石头边缘呈喇叭口扩张，字迹会原来越粗肥，而原来的笔锋笔法早就磨损尽失，只留有大体字形，观看今天留存的古代碑刻，采用斜刻法的碑刻对字体保留状态都好过前者但会出现笔画偏移的问题，直凿式镌刻可能是造成《晋碑兰亭序》拓本今天面貌的原因之一；
这也说明《晋碑兰亭序》拓本的摹拓时间与原石镌刻时间间隔较久远，只有经过近千年的风化或磨损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其失真情况远远超过定武兰亭拓片，这说明此版本原石镌刻时间有可能早于唐代，虽然不一定远至东晋，但此版本兰亭序也可能早于唐代现世是极有可能的；
另据启功在《兰亭序帖考》一文中述唐太宗获得前的流传经遇：
一、原在梁御府，经乱流出，为僧智永所得，又入陈御府。隋平陈，归晋王(炀帝)，僧智果从王借搨不还，传给他的弟子辩才(见唐刘餗《隋唐磊话》卷下)。
二、真迹在王氏家，传王羲之七代孙僧智永，智永传他的弟子僧辩才(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载唐何延之《兰亭记》)。
三、“原草为隋末时五羊一僧所藏。”(宋前松《兰亭续考》卷一引宋郑价跋。
启功又考唐太宗赚取的经遇：
一、“太宗为秦王日……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隋唐嘉话》巷下
二、唐太宗遣御史萧翼伪装商客，与辩才往还，乘隙窃去(见《兰亭记》，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引《唐野史》事略同)。
三、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州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宋钱易《南部新书》卷四)

补齐启功所引：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云：“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曰，或以献晋王(按即杨广)，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辨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辨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621)入秦府。”

以此可见，当年唐太宗是看到过兰亭拓本才欲寻求兰亭的，此拓是僧智果(约公元580年至600年)向晋王杨广借来兰亭所拓，智果未还兰亭，智果死后，被弟子和尚辩才所得，拓本流传出来被唐太宗所得“惊喜”而寻兰亭；这个“拓本”的线索被历代考证所忽视，但智果借兰亭序以勒石摹拓之事是存在的，自隋平陈时，智永献书至杨广登基也有16年之久，智果借书时间便在其时却至杨广登基时还一直未还，需要多大的镌刻工作量使得智果累年久借不还呢？如按照唐摹本之小幅刻石，绝无需以累年计，值得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