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书体史（三）两周秦汉金文的分类及风格特征之三

侑墨

4. 以时代为依据的金文风格类型划分
全文乐服商印街文氽绪，到了西周已臻繁染昌盛，一直到了 茶汉时乃有少显金文。作为篆书中的一种体式，它所占据的时序之长，影响面之广，是其他篆书形式所不及的。出于分析书体史发展脉络的需要，应当是尽可能勾画出一条清哳可鉴的纵向的“史”的轮廊。故而，我们在讨论金文“史”的同时，不应仅仅局限于两周金文，殷商金文，秦汉金文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①商代金文。商代（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一一公元前十一世纪）金文承甲骨文遗风，在商代初期已露端倪。因为受到甲骨文直接契刻的影响，商代初期的金文，追求刀刻的痕迹比较明显，因此，也就显得更稚批可爱。另外一个物质条件是商代的冶炼技术还是维形期，铸造的过程或许没有两周时工序复杂，而使铭文保持了较多的“刀刻’的意蕴而少了些 “制作”的痕迹。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司母戊方鼎》、《石簋断耳》、《庚姬尊》、《加其卣》、《成嗣子鼎》、《航祖丁卣》 、《小臣艅犀尊》等。
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该鼎属商代晚期器铭，字数只有三个。1939年于河南省安阳武官村商基出士。鼎呈方形，通高139cm，器口110×78cm，重875公斤，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青铜礼器，腹壁铸铭“司（亦有释作 “后”的）母戊”三字。据专家考证，“母戊”为武乙配偶，该鼎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著录。“司母戊”既承甲骨文起笔收笔尖利的遗风，又融人了圆润、浑厚、朴批的气韵，给人以 “肇域彼四海”的光辉和雄强。日睹875公斤的大鼎，再欣赏 “司母” 气度不凡的铭文，使我们联想到商王朝的鼎盛与雄强。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 《邙其白》(沙孟海编《中国书法史图录》著录，《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作《四礼邲壶铭》） 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字数较多的器物。该器铭为商纣王四年器，大篆，8行，共42字，现藏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社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著录。
2. 西周金文。西周（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一—公元前771年）时期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依靠青铜器铭文的铸款而进留保存下来。金文发展至西周中晚期，已臻繁荣昌盛。这一时期，不仅金文风格瑰丽、多姿，而且出现了长篇大论的铭文，三三百字的铭文司空见惯。康王时期的 《盂鼎乙器》铭文达390多字，更有甚者，宣王时期的《毛公鼎》，不但体制恢宏雄伟，气势磅礴，风格恣肆汪洋，文章儒雅高古，而且铭文竞达497宇。这样的 “庞然大物”，在西周时期的文化格局中集中体现出它不同凡响的气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价值。看来称其为 “国宝” 是很有些道理的。与《毛公鼎入《虢季子白盘入 《大孟鼎》同称为“四大国宝”的《散氏盘》亦是西周金文中很有代表性的器铭。这件为西周万王时期器铭，被称为 “金文中的草书”，由此可想而知它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审美上的价值。另外 《名鼎》《大克鼎》《墙盘》等等，都是西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一盛况，在斑斓多姿的金文中亦能反映出来。
3. 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约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221年）。与西周王权的相对集中比较，春秋战国时的王权就显得相对的分散。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均为王室或有限的几个铸造中心来承担完成，而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王室的逐渐哀落，政权的威力也就还渐削弱，手是，各诸候国各自为政的大规模地进行青铜器的铸造制作。其铭文承袭西周晚期的风格，章法、结构大都趋向纤巧、奇肆。这一时期的金文主要以吴楚金文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楚、吴、越、徐、许诸国。如《王孙遗者钟》、《越王勾践剑× 《王子午鼎》 《吴王大夫差入《禁候申盘》 等为代表。战国时代的金文，承西周与春秋的传统，世称“正轨体”。主要代表作品有《陈曼簠》《陈侯午敦》《商鞅量》《组楚文》（華刻）等。郭沫若先生在其《古代文字之辦证的发展》中，曾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宇做过这样的评价：“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期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宇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
在此值得提请我们注意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线的青铜器铭文呈现出多彩多姿格局的同时，在篆书（文字）的表现与形式的选择上又凸现出备受世人注目的几条复线型态。一是战国时期的 《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二是湖南、安徽等各地出士的各种类型的竹简木牌；三是布币铭文，其中包括有春秋（晋国）时的 《武布》铭文、《卢氏布》铭文、春秋（战国）的《三川釿布》铭文及布铭文、刀铭文等;四是各个类型的至印文字，其中包括金属、玉至、石玺，比如春秋（战国）的《泥金饭铭文入》、 战国官玺、战国私玺、吉语玺、战国印陶《标市》等；五是石刻文字在春秋战国时己成效卓越，被韩愈誉为 “鸾翔风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素锁红壮，古鼎跃水龙穿梭”的秦国大型制作 《石鼓文》，正是在这个时期制成的。
多彩多姿的金文风格（主线）与形态各异的五条复线互相交替、相映生辉，构成了春秋战国时代书法形态上的百花齐放的艺术格局。
④“花体杂篆”的兴盛与式微。在江淮型金文风格体式中，花体杂篆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表现形态。因此，我们将此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讨论。
“花体杂篆”在江淮型
金文风格中尤以在楚金文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也最兴盛。
公元前770年，随着王室的迁都洛阳，各诸侯国对天子的尊奉名实已相去甚远。
一时间，各诸侯国间征伐兼并、称锅会盟，影响所至，区域性的王室文化和礼乐精神更具斑斓色彩。体现国力强盛的青铜器、铭文的铸造也日渐繁杂，花纹化、图案化的盛行，使楚金文具有了浓艳装饰美感趣味。我们将此称为花体杂篆体式。这种以鸟、虫、凤、龙构成文字的唯美之风强烈地刺激着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其爱美的天性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形式内赋子了规正、带板的线条以生命之律动，倾注了无限的美感蕴涵。以鸟、虫、凤、龙为线形所构成的花体杂篆极具装饰美感的楚金文，一时风靡于春秋战国大约15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楚、吴、越等国。
在楚人眼里鸟凤相同，爱屋及乌的原始心理使得楚人移情尊凤尊鸟。凤，可以说是楚文化艺术的母体，这在一些铜器铭文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曾侯乙编钟》简化虫书线条的轻松曼妙；《王子午鼎》线条的奇肆张扬、摇摇欲飞之势；《楚王酓璋戈铭》字形的故意拉长，结构的大胆夸张；《越王勾践剑》线条的对称、装饰，使笔画
呈现流动感，更使得花体杂篆的装饰美极尽风流，它所具有的自然形象之美和理性抽象之美的双重性，呈现出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艺术魅力。
“花体杂篆”作为极具装饰美感的楚金文，以奇肆汪洋、富丽堂皇的表现形式而备妥楚人的青睐和推崇乃至标榜份效，蔚为壮观而成一时风尚。从它的出现到兴盛，我们可看出它所具有的价值。一是就书法史发展角度而言，它标志着书法史上第一次文字实用与艺术审美的分野。尽管这种审美是楚人原始潜意识的泛现，然而它所反映的这种审美理想，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二是就线条的表现而言，它的夸张与奇肆为我们今天研究楚金文的线条运动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史料，具有无法替代的美学价值。“花体杂篆” 在为我们提供上述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缺陷。正因为它太完美、太具有装饰意味，因而，它必然带来文字走向装饰，即我们前述的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也正因为它完美，也必然预示 着下一次文宇变革的来临，秦篆的出现，切断了亡走向美术化的道路，使文字再一次受到社会的干预，在秦代政治和文化制约下，走向刻板，走向规整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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